姚舜生①（1989—1962），湖南省长沙市人。农业教育家。曾任湖南省私立修业农业学校农业部主事、棉稻试验场场长，湖南私立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副校长，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副校长，湖南农学院高农部主任。

姚舜生，别号家祜，人们称他是湖南的陶行知。他以艰苦奋斗、百折不挠的精神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执着地从事农业教育。他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、热爱祖国的民主教育家，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付出了全部精力，对我国农业科学的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，在湖南教育界、农业界享有很高声誉。他为人耿直，与人为善，生活简朴如老农，诚恳忠厚，尤为人所敬佩。他桃李满天下，所有受过他教育的人，迄今怀念不忘。

一、以农报国、功在教育

1898年3月24日（农历三月初三），姚舜生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中医世家。五四运动前后，他受到新思潮影响，立志改革社会，选择以农业报国的道路，1922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科（现在南京大学前身）。历任安徽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委员会委员，安徽省当涂县静仁职业学校农科主任，江苏扬州中学乡村师范科主事。1929年起，他回到湖南，先任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农科主任，1932年进入湖南私立修业高级农业学校（现在长沙农校的前身），主持这个农校达30年之久。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共40年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姚舜生先任修业农校主事，后任副校长、校长。1950年，省人民政府接管修业农校，改称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，他参与改制，任副校长。1951年修业农专与湖南农学院合并，他任湖南农学院高农部主任，1953年，高农部分出设校，改称“长沙农业学校”，他先任副校长，后任校长。

姚舜生在修业农校任职期间，曾受聘兼任湖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、湖南省建设厅技正、美国援华联合会湖南农村重建委员会委员、中华农学会会员、湖南农学会常务理事、湖南省农会常务理事。

1950年4月10日，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任姚舜生为湖南省农林技术委员会委员，后他又被选为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，1950年7月11日，他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、湖南省政协委员。

二、坚持真理、刚正不阿

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姚舜生即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，感情上逐步向党靠拢。大革命时期，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工作。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，被迫出走江苏，是年底到达江苏扬州界首，任扬州中学乡村师范科主事。他常利用学校周会向学生讲述时事，勉励学生立志革命，努力学习，关心国家前途。据他的学生胡频之（原长沙有色工校党委书记）回忆：“姚主事在一次开学式上，严厉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，大义凛然的神态，至今还留有印象。”1928年“双十节”晚上，界首工、农、商界举行提灯游行，进步学生胡频之等带头高呼“打倒新军阀”口号，事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追捕，经姚舜生掩护，才得脱险。由于姚舜生坚持真理，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，此后不久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指令高邮县党部头子，带兵闯入学校抓捕姚舜生，扬言姚舜生是共党分子。幸得该校体育教师王伯熙事先得知消息，由他护送姚舜生化装离校，才免遭毒手。

姚舜生对修业农校的学生，除多方鼓励学好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外，还非常注意道德品质和理想教育。有一次，他在学生集会时讲人的志向问题。他说：“有的人是为个人奋斗，追求名利。但是做一个真正的人，应该有更宽阔的胸怀，为改造社会立大志。学习孙中山先生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”

当法西斯主义思想猖狂泛滥的时候，姚舜生针对这种反动思想，作过“法西斯是罪恶的思潮”的报告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。次年，姚舜生任修业农校主事，多次在学生集会上宣传抗日主张，又大力支持和鼓励学生投入救亡运动，成立了修业农校学生抗日会。

1935年，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，即《八一宣言》。姚舜生通过北平学生进步组织的地下刊物，看到了这个宣言及其有关文章后，作了积极的响应。他对学生发表了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讲话，阐明只有举国团结，一致抗日，才是救亡图存的道理。他鼓励学生阅读邹韬奋办的《生活》杂志。他对当时学生参加进步组织从事活动，总是给予支持和掩护。

何键在湖南提倡“读经”，大部分学生只读古文，用文言作文；姚舜生不同意这样的做法，他聘请开明进步的老师，如朱之卓、姜缦郎等担任国文教员，使民主进步思想得以在学生中传播。有些学生参加了文艺组织，学校图书馆里还添置了一些代表新思想的书籍。学校编发的《修农月刊》，也由进步学生担任编辑。在当时新旧两种思想斗争中，姚舜生明确地站在进步一边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，姚舜生向老师和学生一再宣传：只有和平，中国才有希望。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取得胜利之际，他内心对中国即将解放充满喜悦，鼓励儿女们参加地下党，对学校的进步教师，也暗地给予支持，如当时张松生等地下党员和进步老师的活动，都得到过他的掩护。

长沙和平解放后第二天，曾在修业农校毕业的王首道同志，即去看望姚舜生。姚舜生对此非常激动，感谢党对他的信任，表示一定尽全力为祖国的农业教育努力工作。他谈到中国的农业出路，旨在进行土地改革。他已看到解放区的土改法，并进行过研究。他长期从事农业工作，认定封建土地制度，像一把铁钳，钳住了农民的手脚，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。1950年，他担任省土改委员会委员。

姚舜生一方面担负学校工作，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。他把党的政策精神，贯穿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，他以肝胆相照的政治热情向党的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。1957年，他提出“在普通中学要增加农业常识课”的建议，后来国家采纳了他和其他同志同类的意见，在普通中学增开了农业常识课程。

三、艰苦创业、勇于开拓

办农业教育，是一个冷门，在旧社会不受重视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修业农校面临着许多难题。要使学校办成出色的农业学校，必须觅一位有农业科学专长而又有坚强事业心的人主持校务，校董会几经磋商，最后决定请姚舜生来担任学校主事。姚舜生原是修业中学的学生，与校董彭国钧、狄昂人等人有师生之谊。他在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，曾做过修业农校的教师，在校友中很有声望。这些有利因素，使他成为修业继承者最恰当的人选。从1933年起，他长期担负修业农校主事，并在以后的开拓中，确实未负众望。

1929年，姚舜生回湖南后，本已担任湖南省建设厅的农业技正，并兼任省立高农农科主任等职，待遇已属优厚。而修业学校是私立学校，工资待遇微薄，校址又在南郊农村，离市区远，诸多不便。当时有亲友劝他不去钻这个荆棘窝，可他毅然接受了修农主事这个职位。他认为修农条件虽差，待遇低，但不会受官场人事变动的影响；把这个学校办好，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，正可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。他把全家都搬去学校，不久，又辞去湖南省建设厅等处的兼职，专心致志办修业农校，并为之奋斗终生。

当时的修业农校，设备非常简陋，而最成问题的是师资缺乏。姚舜生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由外地引进人才，他与原来的老师、同学多方联系物色教师。他还几次到南京、上海，与农学界的耆老邹秉文、赵连芳、金善保（宝）等往来，因而修业农校教师，大多数是从省外招聘来的，他们多属学有专长、能吃苦耐劳的实干家，也有日本、美国留学回国的专家。由于姚舜生善于团结人、尊重人，待人诚恳忠厚，又在生活上尽量照顾老师、与老师同艰共苦，在校的老师大都受了他的精神感染，在学校执教多年，不少成了专家教授。现在他们谈起姚舜生，无不表示敬佩。

在教学上，姚舜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所有各科学生，必须进行实地操作。学校设立了农业试验场，他自己兼任场长，带领学生参加水稻育种等的试验。1934年，当时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来校视察，姚舜生正和老师、同学在田间插秧。朱经农看见姚舜生赤脚沾满泥浆来迎接他，不禁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办农业学校，就得有此精神。你们干得很出色。”为了园艺科的学生实习，学校建起了一栋温室，还专从上海请来花卉师傅，同时又培养技工。现在湖南有名的花卉技师、获得全国盆景比赛金奖的张国生，就是那时经过修业农校培养的。

学生除在本校实习外，学校还与各农业试验单位挂钩，送学生前往实习。暑假期间，学校规定学生回家也要参加各种农业劳动，从而取得实践经验，并通过实践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以补教学中的不足。

姚舜生在农业试验活动中，十分注意引进外来新品种、培育新品种、改良原有品种等工作。长沙的包菜、花菜原来都从广东运来，被视为名贵蔬菜，修农引种进来，还引种不少树种、果木和花卉，既使学生开阔了眼界，又对地方驯化这些农作物起了带头作用。在姚舜生倡导下，修业农校对水稻良种的培育、茶叶品种的改良，都取得了一些成果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修农就育成水稻良种“小南粘”和“七十早”“修农一号”“修农二号”等，并在省内推广，修业科研制出的茶砖和花卷茶，深受西北少数民族欢迎。

修业农校，经费来源有限，姚舜生注意从各个方面尽量节约开支，使每个钱都用到点子上，以添置必要的图书、仪器设备。

1936年，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赠给修业农校30000元，指定作为添置仪器、标本、农机之用，但限定要向英国购买。姚舜生召集各科教师开会研究，并派人到中央大学农学院及金陵大学农学院作调查，开出应添置的仪器设备。仪器运到学校，整批完好无损。修业农校拥有了较完备的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，有实习园地，有温室，有气象室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修业农校改为“长沙农校”。建校工作，异常艰巨，从选定校址、征购土地、规划建设，姚舜生几乎无役不从。他怀着极端喜悦的心情，看到新中国对农业科学教育的重视，看到毕生追求的事业在壮大成长。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新学校的建设中。

四、勤劳朴素、以身作则

修业农校以勤劳朴素的校风闻名。长沙社会上曾流传着“修业叫化”的绰号。这个从建校以来长期形成的学校传统，对学生优良品德的培养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姚舜生以身作则，穿的粗布衣，吃的粗茶饭，其朴实有如老农。每年5月到10月，学生都赤足草鞋，姚舜生自己也是如此。人家笑他是“苦行僧”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修来世，而是修今生。”学生每人有把锄头搞劳动生产，一律穿粗布衣服，不以身上打补丁为羞。这种校风坚持几十年不衰。

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前夕，学校经费来源断绝，全校师生就凭着这种勤劳朴素的精神，组织生产自救，以大种蔬菜、承办农村妇女缝纫班等办法增加收入，渡过难关。弦歌不绝，耕辍不休。直到今天，曾在修业农校学习和工作过的许多年过花甲老人，谈起当年学校勤劳朴素作风，都自豪地说：“可以传之于子孙。”

五、忠厚诚恳、爱人以德

姚舜生一生忠厚诚恳，表里如一，在旧社会极为艰难的处境下，能够团结同事，同舟共济，一起奋斗。有些刚从大学毕业来校任教的老师，教学上遇到困难，他总是热情地给予帮助。他尊重别人，在学校工作上充分发扬民主，不自以为是，在生活中也克己厚人，不搞特殊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学校迁驻安化，他把离学校近而较好的房子让给老师，自己住离校较远而差的地方。他为没有配偶的老师做“红娘”，为夫妇两地分居的老师，设法解决困难。老师和家属生了病，他护送就医。老师都以学校为家，即使遇到好的工作，也不想离去，愿意长久与他共事。如江苏来的满族老师黄真全，是在园艺方面很有成就的专家，就一直留在学校工作。

姚舜生在担任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的同时还教课。农业气象学，不易找到老师，一直由他任教。学校还建立了小气象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修业农校改建为农业学校，规模大大扩充，教师人数激增，他还是兼任气象课。学校念他年高，又有高血压病，请他培养这门课的接任教师。他手把手地帮助新教师识别云层，传授民间气象谚语。

姚舜生热爱学生，他对学生从无疾言厉色，而是以纯真的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态度去感染学生。学生对他没有惧怕，只有敬仰。有些学生因生活小事发生争执，以致形成封建地方观念的对立，他就劝导学生要以友谊为重，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团结起来。

有的学生家境困难，交不起学费，他很多次代学生交费，宁肯自己家里过苦日子。有位得过他帮助的学生，在毕业参加工作后，有了薪资收入，看到他家连一口收衣服的箱子都没有，就买了两口皮箱送给他。他坚决不肯接受，那个学生说：“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我就没有今日，您那克己助人的精神，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，您不接受，我心里也会一辈子不安。”有个同学年龄已在27岁左右，留级数次，姚舜生百般鼓励其树立自信，终于修完毕业。

六、贡献殊多、令人追念

1962年3月，姚舜生参加湖南省政协会议，在会上患感冒发烧，有人 劝他休息，可他仍坚持到会，并作了发言。由于没有及时去医院，以致病情 恶化，引起心肌梗死。3月8日，这位一息尚存，不忘为革命作贡献的老农 业教育家与世长辞了，享年64岁。他在去世之前，曾对儿女们说：“我现在很高兴，看到自己毕生从事的事业有了发展，这是人生一乐，很觉自慰。”他还以饱满的热情，想为农业教育工作继续作出贡献，因为他病发突然，没 有留下遗言，但他的一生是无憾的。

老革命家王首道同志于1957年4月13日曾亲笔致函姚舜生：“记得修业农校过去曾有‘穷学校’之称。当然，这在当时某些人士的心中，是一种‘瞧不起’之意，然而，从今天勤俭建国的观点来看，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却是一种美德。虽然今天的条件较之过去当然已好得多，但是那种艰苦建校的精神，却依然值得发扬。”“……先生长期从事农业教育，树木、树人贡献殊多，实堪敬佩！……”这些话代表了党和全社会对姚舜生的确切评价。姚舜生的墓葬在长沙农校校园。1986年8月，在重新修整墓地时，王首道同志特地为他题写了墓碑。卓越的农业教育家姚舜生先生，学生怀念您，人民怀念您。

① 原文取自《长沙文史资料（第五辑）》（内部发行），1987，第144 - 152页，原标题为“姚舜生先生事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