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汝沆①（1897—1995），浙江省诸暨县人。水稻育种学家。1951年湖南农学院成立时任农艺系教授，兼系主任。

周汝沆，号子瀣，1897年3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十四都前庄坂。湖南农业大学教授，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周汝沆出生于耕读相传的农村家庭，自小接受课工督耕的家庭教育。8岁时进入当地藏绿小学读书。1912年小学毕业，时年14岁。年少的周汝沆身居山水优美的农村，喜爱农村生活，同时也觉得农业生产落后，需要农业科学技术，如此矢志学农。1913年春，考入浙江杭州省立甲种农业学校，在校接触农学课目，深觉农学广泛渊博，更懂得学农的重要意义，这是他投身于农业的奠基时期。四年学习期满毕业后，因学制改为秋季招生，在家自学半年，于1917年秋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。在校学习期间的1919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，当时出于爱国热忱，他积极参加示威游行，曾和同学一道被反动军阀抓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关押了一个星期。从此，他除深深痛恨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以外，就更加埋首书案，为图国家强盛而多学知识。1921年毕业时，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留校工作。在工作期间，由于当时派系摩擦甚烈，工作单位更动频繁，他又深感个人学习不足，于1934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育种研究室进修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心愿，毅然提前于1937年秋季回国。

1921年至1927年，周汝沆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助教、技士。1927年夏到1934年共7年时间，先后在上海中华农学会农事试验场、浙江省昆虫局任技士，浙江劳动大学和浙江农学院任讲师，江苏稻作试验场任场长，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场和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士，西北农学院任农科主任兼农场主任。

1937年由日本回国后，周汝沆在广西农事试验场任技正兼广西农学院教授，至1940年调任广西农业管理处技正，1944年曾代理广西高级农业学校校长。抗战胜利后，获准辞呈返回浙江。1946年至1948年任英士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学系主任。1948年任当时的农业部农垦处浙江分处主任，直到新中国成立。

1950年3月任湖南大学农学院教授。自1951年至1958年在湖南农学院任教兼任农学系主任。1958年，国务院任命周汝沆教授为该院副院长，同年国务院又任命他为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兼职副主任，同时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。从1962年起，相继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、第三、第五届代表。1962年至1980年兼任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。1980年分别担任中国农学会、湖南省农学会、湖南省作物学会理事，同年选为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。周汝沆教授曾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沙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常务委员，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、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
（二）献身科教

周汝沆教授为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教育事业，历尽艰苦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

在农业科学教育方面，他有艰苦创业的精神。早在1921年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留校工作后，为了给教学科研提供有利条件，他积极建设好学校农场，深受师生的称赞。这一有益的工作，曾载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刊上。与此同时，他结合田间生产实践和参阅有关资料，编著《作物学》和《稻作学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，成为当时中等农业学校的主要参考教材。

1928年，周汝沆在上海筹建中华农学会科研所的试验农场。科研所由梁叔五领导，试验场由周汝沆主持。当时一无场地、二无人员，周汝沆不怕困难，找场圃，租土地，整田块，终于建立了水田、旱土共30亩的试验地，连续两年进行稻、麦、棉三种作物的肥料试验，取得了显著的试验成果，颇受农界专家的瞩目。

1930年周汝沆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时，该院农场设施简陋，百事待举。他迎难而上，规划农场、筹建农场房屋，从绘图到施工，均亲手办理，为该院以后的田园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周汝沆踏实从事科研工作。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他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曾参加赵连芳、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工作，协助育成了中籼稻“帽子头”优良品种。

由日本回国后，在广西农事试验场，周汝沆从事水稻开花生理的研究，并写出《稻花开放与颖色关系之初步观察》和《稻之人工杂交方法研究》两篇论文，为水稻开花习性提供了可贵的基础资料。1944年日寇侵入广西，广西省政府由桂林西迁百色，局势动荡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仍然抓紧工作。他组织农、林、牧有关人员5人，翻山越岭，历时数月，深入凌云、西林、西隆、田西、乐业五县进行农业生产调查，写出《改进广西省西北五县农业经营刍议》一文，对解决“护林”“增粮”的矛盾，安排“营林”“营农”的措施提出了一些很有实效的建议，曾得到当局的奖金500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湖南农学院成立伊始，周汝沆即接收长沙丁家岭稻场的水稻原始材料共3000多个品种，连续进行了两年观察。为广泛捜集水稻杂交亲本，他于1951年专程赴广西采集了野生稻。1951年至1953年间，周汝沆对湖南当时栽培水稻的主要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，并撰写了《1951—1953年水稻品种试验总结》一文。这样，不仅为学校的水稻育种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，而且也为教学提供了资料。

周汝沆很重视农业生产。或通过参加有关会议，或去农村作农业技术报告，或去农村蹲点，对发展农业生产都要提建议、谈想法。1956年，他在湖南省农业技术改革座谈会上，对水稻密植、排灌问题作了中心发言。他指出：“密植一般是能增产的。但是密植增产，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适当缩小行株距才有效果，超过了一定范围，则效果减少或没有效果，甚至减产。所谓合理密植，究竟如何就算合理，因为生产条件和技术，在不断改变，不应作一般的肯定。同时密植的有效分蘖率降低，每穗粒数减少，以致密植增产效果不大，这是应该研究的问题。”关于排灌问题，他综合了湖南各地的排灌情况，

提出了水稻各个生育期的适宜灌水深度，指出灌水时在足够水稻生长的要求下，以不灌深水为宜，提倡浅灌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像以上这些富有成效性的见解，对提高科学种田水平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在培养人才方面，周汝沆很关心青年学生的学习与进步。他在湖南农学院担任作物栽培学、水稻育种学的教学任务时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，给学生留下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尤其对青年教师更是从严要求，无论审阅科研报告还是讲课稿，不仅内容上认真推敲，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认真改正。他培育了几代人，如湖南农业大学的刘鑫涛教授、康春林教授，都是他门下的学生或助手。

在教学管理工作方面，周汝沆在任湖南农学院副院长期间，深入实际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为学院的某些重要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。比如1964年湖南省委曾打算把湖南农学院迁到汨罗县凤凰山建校，学院派赴该地进行土地规划的测量队正在整装待发。此时，刚从医院治病回校的周汝沆听到这一情况，不顾身体衰弱，随即搭上测量队的交通车奔赴凤凰山进行现场调查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独自一人（另请一位当地农民引路）踏遍万亩左右的田野、村落，走访五天，向群众了解当地的风土水情、生产生活情况，从中得知这个人口稀少的地方是一个血吸虫病严重危害区域。为此，他一个人先行回院向院党委汇报了这一情况，并提出在血吸虫没有彻底消除以前，不能迁校。因此迁校才作罢论。

另外，1964年春，他积极组织农作、土肥、园艺、畜牧、农机、植物生理和农业经济等学科的部分教师，与湖南省科协的同志一道在长沙县㮾梨区蹲点办样板。他除了经常到点上了解情况、解决问题外，还在农村蹲点8个月。由于他与大家的努力，当时㮾梨区推广良种面积大，粮食生产上升快，棉花生产居于长沙市的首位，改良低产田也作出了范例，为建立教学、科研、推广三结合的教学体系迈出了一大步，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。

（三）风范长存

周汝沆数十年如一日，勤奋工作，不图名利，潜心以为国出力为己任。他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日本农学会负责人寺尾博曾两次托人许他以重酬，请他回国去华北（当时已组成伪政权）从事棉业工作，他当即愤然拒绝。

当周汝沆在上海中华农学会农事试验场取得化肥试验的显著成果后，德国爱礼司洋行即向中华农学会提出：由洋行赠送中华农学会试验场一批图书仪器和每年津贴试验费12000两银子，但须由洋行派任中华农学会理事、会计各一人。当时周汝沆即向梁叔五说：“中华农学会不能由外国人任理事，不能以原则作交易。”梁先生同意了他的意见，因而未能成事。接着德国爱礼司洋行又要聘请他任浙东推销化肥的经理，企图利用农业科技人员为其扩大销路，并许以每月工资80元，外加推销红利回扣10%，预计每月收入甚丰。他断然回答：“农业科技人员是干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，不是唯利是图的。”鲜明地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。

周汝沆为人正直、朴实无华、严于律己、坚持原则。他的4个子女都不在湖南工作，身边无人照料，湖南农学院领导曾几次征求他的意见，想把他的儿子调来学院工作，而他总是说：“工作离不开，就不要调动，应以工作为重。”他不但不以与子女分居为寂，反而以各自搞好工作为乐。但他对学校有关重要事项却很认真，敢于坚持原则，如湖南农学院迁来姚圫后，曾几次刮起迁校风，他都直言抵制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，大学学习“朝农经验”，大办分院，面对这些问题，他不管哪方面的压力，多次向各级领导反映意见，坚信党的正确领导，终于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。

周汝沆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，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定的信心，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作为共产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来做，力求通过贯彻党的政策去团结知识分子。他懂得教师的劳动产品是智慧、才能、品德等，很重视教师的学识和品行，尊重教师的劳动，很受教师的爱戴。

①  原文收录于金善宝主编《中国现代农学家传（第一卷）》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 1985，第 97-103 页。收入本书时，略去了文末的论著目录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